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创业类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创业机会来源和类型？

本篇接上一期民营经济发展（2）—1984民企元年，本期介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企壮大的发展模式（共6142字，阅读需18分钟）。

改革开放初期，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各民营企业不断发展、成燎原之势。各地政府对民营经济不遗余力支持，结合各自区位优势，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以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个体为主的“义乌模式”，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敢为人先的“个人创业模式”，体制内创业的“知识技术模式”，借势改革东风，在市场中茁壮成长。

政府支持、企业奋进，共同奏响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发展狂想曲。

01

乡镇集体发展

“苏南模式”各具特色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通过发展乡镇集体企业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追求共同富裕，备受社会各界追捧。

苏南地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当地耕田有限、人口稠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乡镇企业内在动因。

计划经济时期，苏南就开始搞集体经济。1958年，苏南各地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70年代，这些社队企业开始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南社队企业利用上海国营企业的技术辐射，迅速壮大起来。具有以下明显的特色：

一是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并指派企业负责人。企业从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贷款，廉价使用社区劳动力、计划外原料。

二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社区成员共担风险，客观上使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项目。

三是苏南地处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交通运输便利，文化发达，对来自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有较强的接收能力。当地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是立足城市经济配套，相关产值占苏南乡镇工业30%。

但是，“苏南模式”由于政府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起主导作用，政企不分，产权单一，企业容易失去活力，随着企业发展壮大，其局限性便逐步暴露。

1998年起，苏南先后进行两次改制，积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创新，形成了“混合经济+外向型经济+规模经济+城乡一体化经济”的发展格局，促进了快速增长。

产权清晰后企业开始上市，江阴成了上市企业最多县市。精毛纺企业阳光集团、海澜集团，让其毛纺织工业总量占中国的1/4。另外，还有中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申达集团，最大的磷化工生产企业澄星集团，最大的模具塑料生产企业江阴模塑集团，最大的金属制品企业法尔胜集团。

张家港市有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常熟市有世界上最大的羽绒服生产企业波司登集团，苏州市吴江区有进入世界500强的化纤企业恒力集团，国内最大的光纤企业亨通集团。

苏南华西村

介绍苏南模式，就不得不说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华西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

1969年，村支书吴仁宝抽调20人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工厂要冒很大政治风险，但是农业赚钱太少，在利益驱使下，华西村还是愿意冒险。

当时华西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24万元产值。到了1978年，华西村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有3年口粮，富甲一方。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改革，吴仁宝外出考察一圈回来后，拒绝把村田分给个人，他说再怎么分田调动积极性也没法致富。

吴书记预计到分田后，农民都需要田间喷农药，他决定集资创办农药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

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是在1992年。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报纸和电视上发表了，吴仁宝当晚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三个月的原材料。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当时村里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18000多元。

后来，吴仁宝利用影响力，染指历来由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生产以“华西村”命名的香烟，仅此一项，华西村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1999年，华西村股票上市，这是中国第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村庄，华西村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2002年，吴仁宝投入12亿元，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

华西村与天津的大邱庄并称“北大南华”，它们发展模式非常相似，都有一个强权而有智慧的领导者，以经营企业思路来治理乡村，发展重工业迅速致富。不同的是，大邱庄的禹作敏发达后骄横一时，与地方政府关系恶劣，而吴仁宝则要圆润得多，很少树敌，也从不因被接待者官阶大小而区别对待，得到了较好的口碑。

02

珠江三角洲

“四小虎”龙腾虎跃

“珠三角洲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广东四小虎”东莞、顺德、南海、中山，成为“先富起来”的代表。

（1）东莞“三来一补”遍地开花

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地理位置，劳动力、土地价格等优势，以“三来一补”为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转移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供应链做代工。

所谓“三来一补”，指的是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地劳工和政府收取一定加工费的模式，本质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

生产服装的小企业、生产日用品的小企业，如雨后春笋，在珠江三角洲扎根，成了中国外贸型经济的起点。

为了提高政府效率，东莞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东莞小工厂数目年年猛增。这样的创新，不断传向全国。

典型代表镇办“三来一补”企业，上虎门太平手袋厂。1978年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被香港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逼到濒临倒闭。港商张子弥经人介绍来到东莞，合伙办厂。

建厂所有原材料、设备全由香港托运过来，港方贷款300万元投入运营，但仍是集体企业，由工厂掌握生产指挥权，手袋厂赚取加工费，其中20%返还给港商，作为偿还设备、贷款费用。

平均20元左右一打手袋，工厂收12元加工费。当时采用香港“按件计酬”分配方式，工人积极性也空前高涨，工厂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兼并二轻局下属的另外两个厂，厂房面积从200多平方米扩大到1万多平方米，产品供不应求。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附近建起五金厂、拉链厂、印花厂等一系列与手袋厂配套的“三来一补”企业。

短短10年，东莞“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至1988年，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达2500多家。至1991年，引入外资17亿美元。

一时间，“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借船出海”迅速流行开来。“东莞模式”被广泛采用，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成为潮流。

（2）顺德十年干成“白色家电之都”

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缫丝业、民间金融业发达。

当时顺德居住港澳的乡亲，回乡带的礼品多是电风扇等家用电器，颇受欢迎。顺德人觉得家电是个机遇，开始了白色家电的生产之旅。

缺设备、少技术、没工业基础，顺德人到处取经、学习，之后反复拆解、仿制、创新，从电风扇开始一路发展到电冰箱、空调，顺德“社队企业”迈出了家电之乡的第一步。

80年代进入风扇制造业的“美的”，从生产加工风扇零部件起步。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企业“格兰仕”，从收购鸭毛生产羽绒服的小加工厂发展起来的。

1985年，全县风扇厂达14家，年生产881万台，占全国20.6%。1985年，全县区、乡、村三级工业企业达到3779家，工业产值18.61亿元，占全县工业产值的67.57% 。

1991年，农业部评十大乡镇企业，顺德独占5家。顺德初步成长为白色家电之都，电冰箱、空调器、微波炉、电风扇等十几个家电产销量全国第一。顺德大道云集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5大驰名商品。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9.44亿元，国民收入39.5亿元，财政收入4.97亿元，居全国县级财政之首。

当然，20世纪80年代顺德辉煌的工业化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推动的。但政企合一，不可避免地带来有限利益与无限责任，行政化管理、高管激励等一系列矛盾。

1992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顺德为全省综合改革试验点，决定通过政府独资、控股、参股经营等方式，对全市公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改革。之后5年内，顺德1001家市镇两级企业全部成功转制。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解放”了政府。

（3）南海“六个轮子一起转”

改革开放前，南海是个典型的农业县，1980年的工业总产值仅7.37亿元。

1980年以后，南海县大批剩余劳动力从耕地上释放出来，迅速向第二产业转移，办起了与城市工业相配套的加工业、商品流通服务。

同样在那个年代，农民李兴浩也开始创业，先后尝试兜售冰棍、收集碎布、开织带厂、酒楼等行业。1989年李兴浩开了一家空调维修店，并逐渐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志高空调。

梁凤仪1978年就出任平洲藤器加工厂的厂长，这家工厂是1964年由乡亲们每人出资10元凑办起来，工厂除了制藤外，还有打麻绳、小电镀等工艺。

1982年，全县区、乡、村三级工业企业达4101家，以及大批个体、联合体企业。

1983年，区、村三级工业企业收入7.41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60% 。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60元，来自工业企业收入占55.7% 。

南海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所在行业属于日用品、小五金、建筑材料等非垄断行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1987年，南海被确定为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土地制度改革、规模化种植。当年4月，南海放开粮食计划任务、价格，取消粮食订购，酝酿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1993年，南海提出在两年内全面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尝试成立股份合作社，把村民土地折价入股，村民凭股权证定期分红，并将全村土地划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区和商住区，集中土地、引资办工厂。

1994年4月，广东省委在南海召开珠三角农村股份制改革座谈会，南海改革得到肯定。1995年，改造基本完成，南海全境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经联社总数的96%。

此后数年间，南海农村连片的厂房起来了，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解决了南海人多地少、土地收益低的矛盾，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该制度随后在珠三角推广。这种创新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及征地制度的改革，后来被总结成“南海模式”，而农村股份合作制也成为全国农村发展经济的一个经典模式。

（4）中山“舰队”扬帆破浪行

改革市场大门初开，中山人将发展重心定位于轻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中山威力洗衣机、市凯达精细化工、市玻璃建材集团等10余家企业，组成了名噪一时的“中山舰队”。

威力的前身是一间生产农机具的国营小厂，1984年起威力凭双缸洗衣机上技术突破，成为首家年产、销量超过100万台的企业，期间连续7年实现全国销量第一，被授予“中国洗衣机大王”。

凯达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石岐农药厂，拥有内地第一家化工部气雾剂技术开发中心，改革开放后，率先引进国际先进喷雾包装技术和设备，是国内最早生产马口铁气雾罐、气雾阀生产厂。

中山以地方国营经济为龙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推动工业向规模经济发展。威力、中玻、小霸王、精细化工等威震全国，而凯达、晨星、金马、美怡乐、千叶、华捷等品牌也完全可与全国同行叫板。

1988年，中山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达39.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被国家统计局列为全国第一批36个跨入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中山由县级市升格为“直辖地级市”。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把大量的钱投到企业，背了沉重的包袱。加上部分企业由于没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及体制上的弊端等，“名牌”企业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势头。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山实施市属公有企业产权改革，明晰企业产权，实现政府瘦身与职能转变。

03

“温州模式”

横空出世

（1）温州人敢为天下先

1980年前后，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江温州、台州地区，二是福建的潮汕地区，但也是当时商品经济起步最快、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一艘艘走私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当地政府法不责众，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1980年前后，走私小贩则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温州个体商户超过3000个。继而出现了一些专业的作坊，他们资产当时已达十万级规模，大生产厂可以与国营工厂一较高下。

1985年，《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让“温州模式”在全国名声遐迩。

改革开放前，温州可利用自然资源少、国家投入少，交通条件差。1979年，改革开放，温州政府认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靠发动群众，于是鼓励“老百姓做生意，干部办厂子。”

温州人开始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卖服装，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自己当老板”的生动局面。一批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崭露头角。

在1982年前后，温州的家庭工业有十余万户，从业人员40万人，常年有10万人奔波于全国各地，形成了400多个商品交易集散地，这些市场交易日用小商品、生产性原料，如纽扣、塑料编织袋、塑胶鞋、低压电器、皮革、铝塑标识等等。

由于城市管理比较严格，这些市场多建在山谷或水湾乡村，反而由于受到约束较少，开始发展壮大。

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包括纽扣、五金电器、综合农贸、纺织品等十大日用商品产销基地。而这个基地不仅包括数以万计摊子，还包括撒在全国各地几十万商贩大军，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流动的商业网络。

桥头镇是“温州模式”的典型。70年代中期，镇开上出现了经营表带、手套、发夹的小商品市场。

1979年，有人买回一批处理纽扣，生意不错。一年之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100多家。

1981年，桥头人开始用积累资金办厂生产纽扣，共产生430家纽扣厂，其中300家是家庭工厂，年产值近2000万元。

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纽扣共计50多亿粒，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

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温州逐步发展成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专业市场为依托、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

（2）义乌起步

同处浙江的义乌，经过多年努力，也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义乌素有“敲糖换毛”，用生产的红糖，去换鸡毛肥田，成了浙中一带“天生”农家商贩。

1978年前后，在义乌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各色针头、鸡毛掸子、板刷开始出现。随后，这些货郎进了县城乡镇，一副担子串街走巷，成了移动小商品集散点，当地政府逐步默认了商贩的存在。

到1982年底，有人给省里写信，惊报“义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顶住压力，1982年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并在1983年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

义乌瞬间成了商贩聚集地，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6000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1/3，其余大多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及江苏、广东一带的产品，而销往地多为长江以北的省份。

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在当时已现雏形。

与此同时，商品流通也带动了义乌家庭式工厂发展，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在家里搞工厂，形成“前店后厂”。而义乌人的技术，塑料加工是从广州学来的，针织工艺是从绍兴、嘉兴引进的，童鞋制作是从温州移植过来的。

商品的流动、技术的流动、商业模式的流动，共同谱写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的史诗级发展。

预告：下一篇，1982-1986第七次波动，看民企发展–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企壮大的模式密码2，强人的传奇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