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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刺猬公社,作者 | 石灿,编辑 | 园长

01

王启红是一位贵州三农内容创作者,2021年秋天,差一点命就没了。 夜幕降临,王启红肩上扛着一麻袋野生猕猴桃,与家人一同走在贵州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着急赶路回家,道路上被踩的树叶发出滋滋声响。

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适合高大乔木生长,秋风徐徐,椭圆形的灰黑色树叶落到地上。很多动物为了生存,跟随时光进化,皮肤与大自然样貌融为一体。

脚快要落地的一瞬间,王启红看到地上与树叶相似的东西不是树叶,而是一条三斤左右、一米长的五步蛇。 “如果踩到它引起攻击,我必死无疑。”王启红身高也不过一米六左右,数月后回忆,仍然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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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红家所在地贵州省榕江县两汪乡乌计寨,有“蛇乡”之称,“这边是原始森林,生态保护得很好,蛇、野猪、野羊、猴子……很多野生动物都有。”五步蛇是亚热带地区内相当著名的蛇种,亚洲最危险的毒蛇之一,被它的毒液使人致死的案例较为常见。

王启红凭借常年在原始环境中生存的敏锐力,双脚跳过那条五步蛇,“天呐,妈呀……”

她惊慌失措。

匆忙缓和情绪后,心有余悸地回到家中,久久不能忘却。但她实在太忙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剩余的精力去思考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只要肩上的猕猴桃没有损坏或者丢失,一切都是最好的。到家已至夜晚,家人开始生火制作晚饭。王启红一家共有六口人,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小孩子,他们吃饭过后,便睡了。

第二天早上4点左右,天还没亮,王启红叫醒老公杨彬,穿上衣服走到客厅,打开灯,拿来纸盒、包裹单、塑料胶带、剪刀等工具,公公婆婆也被闹钟叫醒,他们四人把前一天采摘的猕猴桃按照斤为单位,称重,包装,放到一个编织袋上。

他们必须要赶在早上6点前做好,要不然,从两汪乡政府所在地发车,途经乌计寨,前往榕江县城的班车就行驶而过了。 四人像一个小型流水线,打印快递单、包装包裹、确认信息……连续反复做百余次,5点半终于完工。除了猕猴桃,还有大米、糯米等等其他农副产品,一共封装了100余件包裹。 等待的班车终于到了。

它从两汪乡政府所在地行驶而来,两汪乡地处榕江县北部山区,乡政府所在地是方圆数公里范围内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经济贸易活力最旺盛的地带。

但当地工商业并不发达,本地人主要靠农副产品生意、外出务工获取主要经济来源。而两汪乡盛产野生猕猴桃,春天开花,秋天收果,当地人经常会上山采摘到集市上售卖,王启红也经常在直播间兜售它。

前些年,从两汪乡发往榕江县城的班车一天有两趟,近两年当地人口流出严重,班车无法在停靠站获得更多客源收入,减为如今的一天一趟。农村地区的班车不仅承担着行政区域间的客运流通责任,还发挥着快递流通的功能,运送旅客能得到一笔车费收入,快递运送也能拿到一笔“副业”收入。

对于王启红这类身处农村地区的三农博主而言,快递流通一直是桎梏他们发展的巨大难题,快则一天发,慢则三五天,他们和客户都等不起。如果在物流体系稍微发达的地区,只要有包裹,商家每时每刻都能召唤专业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但是在这里,商业运转效率在客观限制性条件面前不得不降低。

杨彬与王启红刚结婚那会儿,家庭贫苦,身材高朗且单薄;如今日子好了,旷日的美食饭菜让他身躯高大且魁梧,拎起编织袋的货物来轻而易举。搬到班车的编织袋,按照10元一份的价格给到司机,“不论里面装了多少包裹,都是10元。”

接下来,躺在编织袋里的猕猴桃,跟随班车途经贵州东南部最大山脉自北向南而下,走走停停接客下客,两三个小时后抵达榕江县城客运汽车站。

中通快递榕江站点的工作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他们从司机手中拿过编织袋,确认王启红发给他的包裹数量信息,开始计算价钱。

“我们按照件数计算价格,一件包裹平均8块钱左右。”王启红说,“前两年的快递费更高,15块钱一个包裹。”这与包裹数量有关,寄件数量越多,王启红要支付的运费越低,“前两年一天只能发十几单,现在每天基本能发80单到100单。”

中通快递榕江站点的工作人员在当天中午打包准备,下午就能根据订单信息把不同的包裹发往下一个物流集散地进行再次封装。

三五天后,这一批新鲜的猕猴桃将会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出现,取件拆封的收件人都是王启红的直播间粉丝,他们看过王启红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美食视频,也在她的直播间里下过单。

当王启红的粉丝从包裹中拿出猕猴桃,剥掉它青灰色的外皮,放入口中咀嚼的那一刻,一颗贵州猕猴桃的出山之旅便到此结束了。

02

王启红和刺猬公社是通过视频在线沟通的。三年前,刺猬公社到贵州乌计寨探访过她。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视频里,王启红穿着一件只在重要场合才会出现的条纹浅灰色毛绒西服,话语爽朗;她身后是尚未消融的皑皑白雪、梯田里盛开着黄色油菜花、整片绿色树林静静躺着、溪流湍湍而响,格外美丽。 三年后再看王启红,她更自信了,思考的问题也更多了,也更加勇敢了,创意想法与这片土地产生的化学反应更具有想象力了。

开始这次访谈前十分钟,她刚刚结束一场乡村“新农活”。“我刚去邻居家的白萝卜地直播结束回家,粉丝们看我在直播间总说起白萝卜,但也没见过,他们也想看,我就去直播了一场。”

王启红经常利用直播平台,把贵州源头的农产货物信息传递给千里之外的粉丝——这是农业3.0模式惯用的手段,以智能化信息技术为核心,全产业链产销关系价值再造——“萝卜长在地里,叶子是绿色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见了实物,更容易产生信任,下单购买更果断。

王启红是在2016年开始拍摄短视频的。她是苗族,嫁到附近的侗族村寨,偶尔把手机镜头对准她正在做饭的婆婆。那时拍着玩儿,没想过能凭借这玩儿挣到钱养活自己、养活家庭,甚至造福同寨子的邻居。 王启红和杨彬是初中同学,后一同前往浙江一家制衣厂务工,王启红怀孕后返回贵州家中。

杨彬凭借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会的拍照技术,在两汪乡署所在地开照相馆,由于外出人员太多,没有顾客,照相馆很快就倒闭了。 即便生计所迫,他们也不想再远出务工,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要照顾。当地的生存文化教会他们即便不与当代城市文化产生劳动关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农经济也能养活自己。

于是,他们决定上山种植血藤果谋生。这是一种分布在中国和中南半岛北部的果物,在贵州原始森林中十分常见。一年产一次,王启红在视频中每年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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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王启红经常自己捧着手机在寨子上拍摄视频,寨邻老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就是认为她做的事情不是好事。

他们把这种“怪异”的行为当做传销,他们被骗人的传销骗怕了,大多数未知行为都归于其中。这种长期延续下来的揣测文化从来没有消失过,信息沟壑深邃,生命力顽强,与阴谋论长存于世。 寨邻老人也不允许他们的家人与王启红接触,“我以前像病毒一样,村里老人不和我说话,一旦和我说话就像是要感染病毒一样。”

短视频、手机和对未来的想象确实太新了,王启红的精神世界在千里之外,身体却还停在深山之间。

她委屈,一人哭泣,少有人懂,只能与家人报团取暖,“他们是一伙的”。他们继续拍摄短视频内容,婆婆做美食,她负责拍摄、剪辑、运营,日复一日,泪水消融在汗水中。这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引发的麻木行为,但王启红别无他法,中国乡土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承载着人们遭受冷落后的最后港湾,施予慰藉。

苍天不负有心人,视频数量从零到一,截至2022年2月27日,她发布的896条视频都在讲述她婆婆如何制作贵州农村美食,以及到山间田野采摘、捕捞蔬果鱼虾。

这些视频有美食传承的意义价值,也有他乡故知的乡愁投射,更有王启红多年经营下的光荣与梦想。

03

那些从山野间进入农家的农副产品的命运大多与猕猴桃一样,从原始森林而生,奔赴城市丛林后而死。它们的价值在这个商业系统中燃烧,最后成为系统中不同环节的价值标识与货币体现。

随着王启红的个人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粉丝的需求变得更旺盛,需要生产更多农副土特产对外供应。2021年,白萝卜、稻香糯米、土豆、花心红薯、大米、新鲜辣椒、干辣椒分别卖了3000斤、2000斤、2600斤、3000斤、5000斤、7000斤、3000斤,平均客单价基本在50元左右。

这在三年前是遥不可及的数字,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愁眉苦脸愁出来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对外需要如此多货物,王启红一家人忙不过来。王启红打消寨邻老少对她偏见的方式是拉拢大伙一起挣钱。在农村,没有什么比它更具有笼络人心的实力了。从2017年开始,王启红邀请周边农户一起种植,每年能给他们增添4000多元钱的收入。

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王启红计划在2022年在个别农副产品上翻倍种植,但农村劳动力十分紧缺,一部分人外出务工,年过初三,寨子里便没有了热闹声。“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这部分人随着移民搬迁政策前往榕江县城居住,搬迁农户把自家老屋拆除,返乡借宿于相邻亲戚家中,也不方便久留。

榕江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边缘地带,县城有三条河汇聚,江中河水荡漾,江岸榕树参天,由此得名“榕江”。县城坐落于一块巨大的盆地里,春夏之际,热得令人发闷,旧街区道路两旁种满榕树,汽油味与奶茶的香气在白天相互交织,到了晚上,县城第一繁华街区兴隆街的烧烤香味与喝酒声弥漫而起。

但在5公里开外,卧龙社区却是榕江县城市化演变过程中的另一面。它依山而建,源自德国的现代建筑风格与传承千年的侗族风雨桥并向共存。距离小区不远处偶有巴掌大的田间,灰黑泥土地里生长着片片青菜,与毗邻崭新的公寓有些不搭。

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骤然把他们卷入其中之时,一方小小的田地承接并缓冲着他们巨大的失落感与茫然。 “搬迁群众在迁入社区前,祖祖辈辈都是依靠菜地来生存的,对土地有着浓厚的情感,搬进社区后在社区周边开地种菜,能减少家庭生活开支,从这些方面来说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熟悉移民搬迁的人士说。

但这并不是移民搬迁的目的,人总要向前进。外来移民开垦荒地会破坏社区的整体环境规划,属于当地群众的土地产权被破坏,容易引起纠纷,“毕竟当初国家实施移民搬迁政策,也是要解放农村的生产力,让农村的劳动力不被土地给束缚了。”

这也证明了搬迁群众目前所处的一个过渡阶段现状:在情感上对土地的情感深厚,在生存上对城市生活得加强适应,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们把更多情感寄托在手机和互联网社群里,从中获得慰藉与传承。

王启红处也在一个“中间地带”:互联网市场经济浪潮与当地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投射到王启红身上,更多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商品需求。

在供给端,她一家人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在线下构建一个完整的农副产品生态,网络规模效应在不同的农副产品身上随着季节性变化。

市场的利益诱惑与不确定性同样让当地参与生产的村民心存疑虑:王启红会一直红下去吗?网络平台会抛弃她吗?如果王启红被抛弃,那些参与其中的农户也会被抛弃,谁来给他们兜底呢?

政策红利辐射下的一些村民,总善于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更稳固的组织身上,但这个组织试图构建的扶贫文化并非机械式的,而是造血式的,越是贫困地区的人越需要摆脱物质主义,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变得越富裕,人的行为才会越健康友好。

像王启红这种靠自身能力做事壮大的农村妇女,有意或无意地进入一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革命浪潮中,她们的所作所为在当地人眼里既是“异己行为”,也是模式创新。

但人们体感最强的变化不是互联网力量的介入,而是真能通过她们的社交网络售卖自己的农副产品,并且从中获利。

王启红们像是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经济与村民、农村之间的代理人,成,也靠王启红们;败,也靠王启红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04

一开始接触短视频卖货时,她们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没有,至少王启红是后知后觉的。

她是一位坚定的经验实用主义者,遇到问题一定要搞清楚结症所在,然后快速应付与解决。如果她施展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会逐个加以处理,核心理念是“解决问题促进自我变革”。

小时候读书时,老师对王启红班上同学说,“长大了做一个有用的人。”

彼时,她并不理解这句话,但一直在靠近这句话。“现在村里的农产品需要我,在外地的老乡和城里的顾客他们需要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有用的人,既可以帮到村里乡亲,又可以帮到真正需要农产品的人,觉得很开心,觉得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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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红们的行为实践路径扎根中国农村,在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古老土地上试图找到新的生存方式。

在更大的视野中,中国农村一向承担着中国城市化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功能与作用,以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好看视频、西瓜视频为代表的城市化商业平台遇到内容同质化危机后,三农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支持与供给。

经过长年累月的基础设施构建与人才商业认知教育,一个巨大的网聚效应已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它北至漠河,南到三沙,东抵乌苏里江,西达帕米尔高原,每一份土地上的特色产品都通过中通、邮政韵达顺丰等快递公司抵达城市,再分发到每一个用户手中。

英国作家、记者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自下而上》书中写到:“商业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它运转起来,就会奖励那些解决了他人问题的人。这是商业市场自我演变的结果,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

王启红只不过是商业体系中的一员而已,但我们却从她的案例中看到了庞大经济系统运作的一瞥身影。正在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既要与当地旷日持久的城市化进程相抗衡,也需要在众人所盼的目光中站稳脚跟。

在延续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土地之上,王启红坚韧生长,“从小到大,到现在,你是怎么理解‘自由’的啊?”王启红说——

小时候,去山上放牛,总喜欢在田埂上坐着,享受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长大后的自己,没什么文化,留在了农村,过着不富裕的生活,眼界也没有,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不求上进,年纪轻轻就把自己关在了农村。”

但回头想,现在的生活也很幸福。“那种人们想要的远方我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了,可是我现在这颗心很踏实,也很满足,晚上睡觉也很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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