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可以卖货吗？小红书可以卖货吗？

当你在小红书上搜索地摊二字时，就有超过36万条笔记，而近期大火的热红酒笔记也已经超过了6万条，且还在各个城市继续蔓延。

就好像是一夜春风，摆地摊这场狂欢愈演愈烈，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成为一种年轻人间争相追捧的时髦。武汉也不例外。

你很难再用小贩、走鬼来描述那些在武汉街头摆摊的年轻人。从“摊贩”到“摊主”，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地摊大军时，摆摊的内容和目的也发生了改变。

和小万第一次见面时，她们的红酒摊就被城管抓了个正着。

好在那天她和朋友开了一辆SUV来，卡司炉和桌子都放在后备箱里，红酒是家里没有喝完的存货，把门一关，就算收场，等到城管走后，打开后备箱又可以立马营业。

12月初，小万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篇摆摊笔记，引来过百的评论，都在问下次什么时候出摊，在哪个地方。跟她之前发的探店笔记相比，这次的摆摊笔记显得格外热闹，喝热红酒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站在街边比躲进屋里，更散漫，更自由，也更有趣。

小万选对了地方，22点的中山大道上，除了十元背包店的婆婆已经关门外，其他的店铺才刚刚热闹起来，一个个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围坐在街边喝酒谈笑，焦虑含量似乎为0。

半个小时后，小万和朋友将摊位直接摆在了路边，她拿着勺子搅拌红酒，也不吆喝，甚至连块招牌也没有，说的最多的一句是：10元一杯。

/ 一群做移动咖啡车的人也加入了小万她们 /

事实上小万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摆摊者，周末以外的时间，她都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着朝九晚六的工作。

选择出来摆摊卖酒，和来这条街上的人一样，只是觉得好玩有趣而已，要的不过是一种气氛，等着这股风一过去，她就准备撤出摆摊大军。

至于挣钱，10元一杯的红酒，卖完一瓶的流水可能还抵不上那瓶红酒的价格。

跟小万一样，吴五也是在网上看到有人摆摊卖热红酒后，准备自己试一试，还在小万的笔记下面询问摊位的地点，奈何太远，他只能在自己家附近过一过当老板的瘾。

“生活够苦了，得给自己找点乐子。”吴五跟我说，到现在为止他出了两次摊，一共卖出两杯。第一次将酒都送给附近酒吧的保安喝了，第二次是有人在小红书上看到，找到了他，他才卖出了两杯，但交谈的快乐才是他的目的。

/ 吴五第一次摆摊的营收为零 /

不管是小万还是吴五，他们的生活重心仍旧是那份稳定的工作，摆摊只是枯燥生活里的调味剂，成本不高，还能遇见不同的人。当大家都不敢放弃稳定的生活时，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放肆一把。

两个多月的摆摊生活，小鑫已经在小红书上发了57篇摆摊笔记，几乎每日一更。

摆摊卖汉堡已经不算是新鲜事，此前有人在中山大道卖58元一个的汉堡火了，但是小鑫的摊子还没有。小鑫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摆摊卖汉堡了，在小红书记录，是他希望可以借助社交平台达到宣传的目的，两个月下来他已经有了快一千的粉丝，不时也会有人从小红书上看到后过来买汉堡。

采访那晚，雨从下午开始就一直没停过，伴随着寒风显得格外的冷，吉庆街上也鲜有人经过，小鑫本不准备出摊，但有客人提前预订，他还是按时出现在了摊位上。

见到小鑫的时候，他正带着一副黑色的橡胶手套，在摊车前忙着煎牛排，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时不时地推一下黑色眼镜。

27岁的小鑫早已成家，在武汉买了房。成为摊主之前，他在北京当过两年摄影师，随后去深圳学习了三年纹身，2017年他回到武汉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纹身店。

尽管纹身店的收入还算可观，但是近年来武汉的纹身行业一直在走下坡路，为此小鑫不得不另作打算，“现在年轻人不搞副业能行吗？”

本着「别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想法，今年九月底，他将一辆自行车的前轮拆除，装上了两个轮子，然后在两个轮子中间焊接好煎汉堡的铁板架子，通上电后一个可移动的汉堡摊车就算完成。

10月5号，小鑫在吉庆街租下一个摊位，取名为野摊汉堡，正式开启了摆摊的生活。

每天，他都要在家里花三个小时将牛肉搅拌成肉团，再驱车一个小时赶到纹身店开始工作，然后下午18点左右前往吉庆街出摊，一直到手中的汉堡卖完为止，常常是夜里12点才收摊回家。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两个多月。

他做汉堡选用的牛肉都是进口的，所以刨去牛肉的成本，加上数量有限，算下来的利润并不算高。

不过对于小鑫而言，零起点的摆摊是创业最好的起步方式，除了试错成本低以外，还能锻炼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也能快速找到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也是他坚持摆摊的原因。

现在小鑫还是更新着自己的社交账号，等到某一天有了客流基础，或许事情就会更顺利一些。

双减政策出台后，全国的教培行业都受到了冲击，阿南也被迫辞去了教师的工作。

对于刚刚结婚的阿南来说，生活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太坚固的纸盒子，辞职之后，它又向下坍塌了一些。“如果生了孩子，连学区房都没有，上学都是问题。”这是她目前最担心的，也是最迫切的问题——买房。

现在她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但工作内容和收入都不如意，由于平时爱做些手工，阿南想到了摆摊这条路。

/ 阿南的老公每晚都会陪她一起出来 /

下午4点后的曙光星城是阿南常去的一个摊位点，除了不用担心城管外，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摊位是免费的，但是客流量并不稳定，去各个步行街打游击成了她的常态。

这天周末，阿南准备去珞雄路看看，和老公一起转了一圈后并没有什么收获，途中听到人说最近武汉在评选文明城市，管的比较严，她准备21点过后再出去，随后我们找到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

来珞雄路，她有些激动，这里被阿南称为摆摊梦开始的地方，但却不是美好的开局，第一次出摊就被人抓住，听到说要罚款200块时，她瞬间就慌了神，一个劲儿地说好话，送了两个手工品后，才得以脱身。“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傻的，其实他们是保安，没有执法权的。”她有些无奈地笑到。

刚开始摆摊的阿南一直奉行着姜太公钓鱼的理念，对于摆摊人来说，叫卖的第一声需要一点心理建设，几次的空手而归后，她才开始吆喝起来，“第一次确实是张不开口，但是慢慢地就好了。”

刚坐下来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另一位摊主的电话，这是她在小红书上认识的朋友，她们约好今晚一起出摊，“虽然我老公每晚都会陪我来，但是我还是会约一位小姐妹一起，这样大家有个伴。”

阿南在自己的主页上置顶了一个摆摊互助群，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人加入，每天都有人在里面分享自己的收获，提醒其他人某个摆摊地点的雷区，比如哪个地方的哪个保安不好说话，怎么摆摊会引起人注意，哪个地方好卖一点……

而阿南也会在小红书上更新每天的摆摊日记，下面评论的人也大都是一些摊主，大家都在相互打气加油。

摆摊的艰辛或许只有摆摊的人才知道。

营业额第一次破两百时，阿南花了4个小时，辗转了3个地方，而更多的情况是维持在一百多块，“有时候，我真的很想离开武汉，一刻都不想多呆。”可同时一种近乎偏执的想留在武汉的想法又在支撑着她，“就算再艰难，也要留在武汉。”这是她无数次挣扎后得出的结论。

晚上22点左右，她决定和另一位约好的摊主一起去交职门口，前几次她去时，销量都还不错。

她的老公跟在身后，成为了她的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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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在回家路上，我又看见了楼下卖红薯的大叔，路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准备几点下班，他搓着手说：“等一等还是有的，小伙子你要不要买一个？”

第二天醒来，看到阿南发的新笔记，她在交职门口摆到了23点，收入是95元。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见的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其实地摊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从暗处到明处。

老一辈的摊贩闹不懂“流量”为何物，而年轻摊主们则用着另一种摆摊方式，但真正的地摊精神——抗住生活的艰辛，这是一直薪火相传的，不管是以此为业，还是用此作乐。

只是，就像《边城》里说的：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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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茶孔多

photographer

赵凯文/受访者提供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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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搞不搞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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